人类有翻译活动已是很久远的事了，罗马人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就大规模地翻译古希腊的文学著作，中国的《礼记》记载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口译(不排除笔译)活动，有文字记载的笔译佛经的活动则开始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翻译的历史可谓久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是直译，还是意译，始终是翻译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到了今天，则进化为形似还是神似，更引而申之为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至今未有一致的看法。
神似与形似的问题直接牵涉到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傅雷和不少译家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主张，其用意可以理解，虽然神似比形似更重要，但并不完全否定形似。引用著名画家叶浅予的话，从另一角度来考察形与神的问题：“凡是画，都要求形神兼备，有人认为‘得意’可以‘忘形’，就是说，传神可以遗形，这是不妥当的。神是依附于形的，形不准，神也就失之真。所以我们常说：‘以形写神。’”“这些话的意思，无非是说神要依靠形来加以表现，这同用形式来表现内容的观点是一致的。形式不完美，严重遗形，内容必然受到损伤，神也就无从保全。从而，要求神似，也必须从形似做起，做不到形似，神似也就难以实现”。“神似与形似，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极为密切。何谓形式，如何在翻译各种体裁的作品时加以再现，的确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根据一般的理解，我认为，形式大概包括作品的体裁、结构、手法和语言等等。形式由内容所决定，反之，内容只能通过一定形式来加以表现”。“总起来讲，神似与形似和内容与形式，都表现为艺术风格”。
可见内容与形式同样重要且不可分离，翻译既要传达内容，也要重视形式。有人甚至认为，一个文本只有在它的形式比它的内容更能打动读者的时候，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文学中形式因素的重要性。同一个主题，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在当代外国文学中，一部为人称道的作品，往往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有多么骇世惊俗，而是因为它的表现形式是新颖独特的，或者说，得益于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比如加缪，比如杜拉斯。他们的作品翻译，为我们本国文学的创作无疑产生了新的动力。加缪不是那种盲目追求形式的作家，也不是那种单纯注重思想的作家，他始终要求内容与形式“保持经常不断的紧密联系”。无论是内容溢出形式，还是形式淹没内容，在他看来都会破坏艺术所创造的世界的统一性，而艺术，恰恰是“一种要把一切纳入某种形式的难以实现的苛求”。然而内容与形式结合得越完美，对翻译造成的障碍便也越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诗歌翻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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