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翻译理论深深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
刘英凯通过列举归化的种种弊端及其表现，大力倡导移植法，认为异化应在翻译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他率先对当代中国译坛归化翻译主流提出的挑战。10年之后，许钧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起对《红与黑》译本的读者调查和讨论，直接引发了归化派和异化派的交锋，从而使中国译坛归化和异化的对话进入高潮阶段。在西方，归化和异化的交锋之火也从未熄灭。Today是归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结构主义归化翻译理论体系。Venuti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在1995年出版《译者的隐形》（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率先对归化翻译种种弊端进行了批判，他从文化、文学和政治的高度，力倡异化式或阻抗式翻译，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归化与异化孰是孰非，至今尚未定论。笔者认为，作为翻译工作者应根据不同时代，不同译者，不同读者，不同文本以及不同文本承载的文化信息来灵活运用。
一、翻译的归化
奈达说：“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惊人地相似，相似之处占90%，不相似之处仅占10%。”不同民族分布在世界各地，各自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其文化特质和模式有所差异，但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即文化具有共性。文化的共性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说不同语言的表达有相似之处，即语义的对应。例如，西方戏剧里长着翅膀的天使会使我们联想起中国舞风飘带的飞天，《三国演义》中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也令英国人发出“He is as wise as Solomon（Solomon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位时，是古代以色列王国最强盛的时期）”的赞叹。当我们在翻译中遇到这种情况时，不由自主地会用一种语言特定的词句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与之相对等的意思。比如“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趁热打铁）”，“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金钱是万恶之源）”等。汉语中有很多表达法，不难在英语中找到对应体，比如“找麻烦”与“look for trouble”，“雨后春笋”与“like mushroom”等等。奈达是语言的共性论者（a universalist），他认为，人类的共性多于差异，在人类经验和表达方式中，都存在“共核”（common core）。奈达的翻译理论是以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为依归，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理论，尽管他承认语言毕竟是有个性的，但他一贯主张归化的翻译方法。由此，他提出了“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指“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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